马上传递

从古代始，马与人类就有着亲密的接触，作用渐显于日常生活、农业生产、军事争战，如此等等，以及容易被忽略的通信。现代社会，信息时代，谁掌握了信息，便掌握了主动。古人也知其道理，突出表现在战争中，由人改为用马传递，快捷许多。马也是动物，要完成数百里，甚至更远距离的传送，保持信息高速度，有体力极限。于是，人们想出了中途换马，驿站也由此产生。

古人说，步递曰邮，马递曰驿。驿站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并且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驿站的雏形，至唐代已有发展，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正是运用了马上传递的方式，迅速完成了自岭南至长安上千公里的传送，保持了荔枝的新鲜。

宋代时驿站初具规模，那时把边境地区的驿站称为边铺。元人是马背上的民族，靠着战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驿站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得到普遍推广和完善。急于传递的重要内容如皇帝的圣旨和紧急军务，“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又产生专门递转“玺书”的驿站，称为急递铺，元人也称为铺马圣旨。如皇帝曾给各地行省下诏，均要设立铺马圣旨，包括扬州、鄂州、泉州、隆兴、占城、安西、四川、西夏、甘州等等，并且日益扩大，在全国逐步形成网络体系。这种驿站，也被称为站赤。马的速度快，是驿站的主角，传递紧急信息，同时还配备有相应的牛、车、船交通工具及役户等作为辅助。

传递信息的使者，一路骑马，很是辛苦，国家不断出台了相关规定，《元史》记载：使者官员在驿站换马处，每日支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后来又有调整，使者官员在驿站换马处，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随从人员支粥。如果在驿站住宿也有规定，官员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盐杂支钞一十文。如果是冬季，每天支炭五斤，十月一日开始，至正月三十日终止。随从人员，白米一升、面一斤。规定具体明确，保障了使者一行到达各地驿站的待遇，否则，马背颠簸，风餐露宿，信息将会受到影响。

至明代，农耕民族也充分认知了马的作用。那时与北方的战事仍频，驿站的功能进一步发挥。洪武元年（1368）便有规定：“急递铺，凡十里设一铺”。规定充分考虑到了马的体力，以保持传递速度的最大化。因此，一般 10 里，最多不过 20 里要设一驿站。驿站的交通设备更为完善，同时还有地区差别，每个驿站约设马 80 匹、60 匹、30 匹不等。处在紧要时期，战争前沿或交通要道，驿站还要多加配备。

北京自元代定为大都，全国上下便与大都之间形成重要通道。元代皇帝每年巡行，必经此路，可以称为元代最重要的国道，其间驿站众多，规格超过其他道路。明代也如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在北平至开平一线设置了榆河驿、居庸驿、榆林驿等 13 座驿站。驿站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发展。京城向北，古道仅几条，榆林驿便是大都至上都的必经之地。《元史·站赤》中记载了全国各省的驿站体系，其中只点出了京城之北的延庆榆林驿站之名，重要性不言而喻。据记载，明代永乐年间，榆林驿有马 120 匹、驴 60 匹，走递甲卒 421 名。到了清代，长城作用有所下降，榆林驿也依然是大的驿站，康熙三十四年（1695）时，共有马 94 匹、马夫 97 名，每年支出白银 511 两、豆 1209.6 石、麸 345.6 石、工食银 1400 两、每月支米 248 石。由此算来，每天在榆林驿吃饭的就有上千人。这些数字反映了当时榆林驿过往的车马之多。

榆林驿是座古城堡，残存着旧城墙。榆林堡村内随处还能看到废弃的磨盘石碾石臼，有的半埋在土里，有的堆放在墙根儿。西门内，地上平铺着 32 块磨盘，为城堡内一景。有人说，这么多磨盘放在一起，是青龙白虎，为城堡镇物。相传明末李自成骑着战马，夺取京城，途中曾攻打过榆林堡，正准备穿城而过，见到地上磨盘，认为踩在上面不吉利，于是绕城而行。传说无据可考，而磨盘确实为废弃实物。想把磨盘用废，犹如铁杵磨针，即使磨平，还可錾出沟纹再用，能反复三四次。一盘磨要磨出多少粮食才能废弃，可以想像出，当年驿站马来人往的繁忙。若遇战事紧迫，军情繁急，瞬息万变，往返的驿使还要增多。人马随时待命，火急而来，飞驰而去，马蹄声碎，一路扬尘；磨盘飞转，日夜不停，至使坚硬的石头磨平，诉说着信息的紧要，那是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