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多国语言，他是中国将马术与畜牧相结合的第一人

1982年12月8日，中国马术协会成为国际马术联合会正式成员，自此中国马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至2022年，中国的马术运动已历经四十年风风雨雨。《马术》杂志推出《中国马术四十年》特别策划，讲述那些为中国马术做出贡献的人物故事。时光易逝，彩云易散，纵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依旧能在时光的车辙中，找到值得我们铭记的那些人、那些事。

王绍松先生，出生于1940年8月15日，属龙。他常说：“属龙、属马的人，从事马业的人多、爱马。”王绍松先生为人低调、治学严谨、谦虚谨慎，为中国马业默默奉献。他通晓英文及俄文，翻译过上百篇的俄文、英文资料，纯血马、阿拉伯马、顿河马和其他运动马种文章，尤其在马术运动、马匹营养管理、群牧养马方面著述较多。

他从小在北京长大，小时候受苏联电影的影响，开始喜欢马。在考大学时因记错考试时间，误了一科化学的考试。但因填报的三个志愿均为畜牧专业，感动了学校的招收人员。因此，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就将他招收。“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经常要劳动，我就选择在马场劳动，主要负责遛马，选我当学习委员我没干，但是我乐意做养马课的课代表。那时沿着村庄旁的河边溜达，有时候还要骑着马或牵着马去清河那边给马过磅、称体重，以便按照体重调整马的饲料量。”

“1963年大学毕业分配时，我非常想去养马，但内蒙古、东北这样的养马发达的地区，已经没有分配名额了。我只能留在北京搞养猪。但有一个同学被分配到新疆，而他却想留在北京。最后，我决定和这位同学互换，让他留京，我去新疆。就是因为新疆可以去养马，我真是太想养马了。”王绍松说。

抵达新疆后，因为名额问题没有去成有好马的伊犁，去了位于农二师的焉耆种马场。焉耆输出马匹很不容易，很多马到了海拔低的地方就会出问题。20世纪80年代时发现有4号病，是一种皮肤的传染病，到1982年因为发展方向调整到作物种植，马场就解散了。

1979年，王绍松考上了甘肃农学院的研究生。他的导师是著名养马学家崔堉溪教授，崔先生是西北地区的畜牧权威。这时马界的名人很多，王绍松抓住机会虚心向每一位老先生请教学习，对老先生总是彬彬有礼。他常说，每次去东北出差，一定要到哈尔滨，去养马学家于文翰家中看望。

当王绍松即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崔堉溪先生要王绍松留校做他的助手。但当时王绍松说已经认识了全国马术冠军、莱阳农学院副教授孙以柱先生，并决定要从事马术运动，于是就谢绝了崔先生的建议。另一条理由，王绍松说自己的父亲年事已高，需要回到宁夏照顾老父亲，于是1982年研究生毕业时，王绍松回到了宁夏农学院上班，教授养马学课程。

孙以柱一直在做促进马术运动的事，并且是养马界和马术圈中的活跃分子。在一次谈话中，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著名养马学家刘少伯向他推荐一个人，说是他的一个学生叫王绍松，有在焉耆种马场工作的丰富经验，人品也很好。于是，孙以柱就邀请王绍松和他见一面。“后来我们就熟识了，那时候我经常从外文杂志上翻译与马和马术有关的文章，包括饲养和育种的很多资料。”王绍松表示。孙以柱本人学畜牧，他让王绍松给他做助手，翻译国外资料。“他为促进中国马术下了很大力气，出了很多好点子。他有一种很不服输劲头，经常给国外的老师提问题，可是他提出来的问题，外国专家都说有水平，他也展示了中国的专家专业水平。”

“就拿中国加入国际马联这事来说，孙以柱和张汉文认识我，提议让我也参加这次接见和参与专家会议。一起参加的还有内蒙马术队的齐文祥、林厚儒等同志，在会上，孙以柱就运动员的年龄、训练期限等提出了问题。我主要是对马感兴趣，就提了一些与马的品种、马种培育和繁育有关的问题。第二天内蒙古马术队的指导员带队进行了马术表演，如舞步、障碍赛表演。孙以柱和张汉文做裁判，他们做裁判很内行。”

中国骑手套马的功夫很让伦道尔佩服，但中国的马不行。当时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进口一些德国的马，但很贵；另外可以从香港进一些淘汰的赛马，尽管淘汰的赛马有些问题，但花费很少。“当时伦道尔先生建议，先搞三项赛，然后再弄盛装舞步，再做场地障碍。因为澳大利亚在发展马术初期就是先做的三日赛，相对来说，三日赛要比其他的科目容易。澳大利亚开始发展三日赛的第二年，就在国际比赛中拿冠军，所以伦道尔先生根据我们当时的条件，也给出了这样的建议。但看现在的发展，我们是把顺序重新排列了。”

1985年12月在北京体育学院东北角建成了一座能够饲养50匹马的新型马厩，并接受香港赛马会首批40匹赠马空运到京。此时，孙以柱、王绍松均作为教练在北京体育学院现代五项队马场工作。

王绍松一直做着各种各样与马术、马匹有关的事情。比如翻译国外马房管理的手册，去马术比赛当裁判员，或者组织活动。很多人说起他都是任劳任怨。“孙以柱啊，他喜欢叫我一起跟他做事，比如参加亚运会训练班或者预备班，就拉着我一起做，张汉文也是。第九届全运会我当过裁判长，还给其他的赛事做过裁判员。年轻时，我想做运动员，现在做不了运动员了，就做做裁判员。”

“1992年冬天，张汉文叫我去广州赛马会给他当助手。”此时，王绍松任宁夏农学院畜牧系副教授、全国马匹育种委员会马术组副组长。得知这个消息，王绍松异常兴奋，并连夜写下若干条办好赛马的建议。全国马匹育种委员会的同仁听到张汉文、王绍松奔赴广州赛马会就职也非常高兴。后来，他任广州赛马会育马场副经理，他说自己不适合当官，只想搞技术，连副经理也不想做。王绍松在广州赛马场约5年，亲眼目睹了中国现代赛马的进步，同时也看到了赛马及马匹护理的许多弊端。自张汉文先生离开广州赛马会后，王绍松也离开了广州。1997年，他和李文彬先生到了北京，作为石景山马术俱乐部的顾问，曾对引进香港建恒集团和中国农业大学的合作做出了贡献。

1998年，王绍松回到宁夏农学院，讲养马课和普通畜牧学。在讲课之余，也经常翻译一些资料，写一些文章，做一些活动的组织工作。

退休后，因有眼疾没法看书，很多印象里人的名字也说不上来了，很多事情的年份也记不清了。因为身体的原因，也因为要照顾瘫痪在床的老伴，他很遗憾不能再做马术。在他家里，整箱的老照片被他细心地分门别类装起来。2016年，王绍松去世于银川，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