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落乾坤大布衣——追忆中国著名马业专家王绍松教授（上） ...

王绍松教授生于 1940 年 8 月 15 日，一生从事祖国马学科和马术运动方面的工作，2016年10月1日在银川逝世，享年 76 岁。本文以王绍松教授家人的回忆和业内专家、朋友、学生们的追忆为主线，记录下来王绍松先生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使大家更为了解老师的为人和成就，表达所有爱戴他的人们对他的崇敬和追忆之情。因篇幅所限，全文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分两期发表，上半部分主要是王绍松教授年轻时从大学毕业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平反后在新疆做焉耆马育种工作的种种经历；下半部分主要是王绍松教授从新疆回到内地后，在银川农学院教书和做中国马术运动工作的点滴往事。

王绍松先生一生爱马，他从高中时期因为特别喜欢马，就曾有念头放弃考大学，而到东北的马场去当牧工，牧马。他父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完全有能力考上好大学。他的化学非常好，学校有意保送他上化工大学化学系，但他不愿意保送学化工，执意报考并保送进入了北京农业大学，因为这里有他喜欢的畜牧医学系，可以跟马打交道。

五年的大学毕业后，王绍松当时可以留在北京从事养猪的研究工作，但他把自己留北京的机会和去新疆的同学换了，他要“与马为伍”。到了新疆后，最初王绍松很想去伊犁，但那个年代建国不久，很讲政治，伊犁距中苏国境边界很近，他的家庭出身在当时不是很好，按规定不能到边境地区工作，伊犁就没去成。他这时就又向组织讲：“只要是有马的地方让我去就行！”为此，他在新疆又等了好长时间，等待组织对他的安排。后来，听说兵团有个农二师，农二师在新疆中部焉耆县和博湖县有马场，是培育焉耆马的。人家问他，愿不愿意去焉耆马场，他回答：“只要有马我就愿意去！”从此，他就服从分配到距离伊犁一千多公里的焉耆种马场工作了。

王绍松到焉耆种马场后，直接在育种站当技术员。那个时候，时任焉耆种马场的场长薛光荣对大学生非常看重。育种站还有好几个技术员，分别是来自于河北农大、安徽农大及另外好几所农业大学的学生，但王绍松是他们中最发自内心爱马，并把整个身心扑到焉耆马场育种事业上的人。他来之前焉耆马的育种材料零零散散，没有人对焉耆马育种工作进行有条理的整理和规划，他到了之后立刻找人钉了好几个很大的资料柜、档案柜。从头开始，费了很大心力逐步把焉耆马的资料卡片、血统谱系、档案等完善并建立起来。王绍松特别能吃苦，又从没有架子，他年轻个子大，到了焉耆种马场以后，那里的大人小孩都亲切地叫他“大老王”。当时，一同被分配到这里的大学生有些人喜欢摆架子，很多辛苦的工作，作为技术人员的他们是根本不干的。但牧工眼里的大老王总是能扑下身子直接深入到马群里去，所有牧工的活他都主动和大家一起干。他和马场工人、牧工的关系非常好，真正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任何抱怨。大老王还不厌其烦地教给大家各种知识，怎样看马、治病等等。

每年马群要上山的时候，技术人员都是跟着汽车上山，但大老王几乎每年进山都是和牧工们骑着马，一起赶着马群走。他披着羊皮大衣，路途中晚上就和牧工们一样直接裹着羊皮大衣在戈壁滩的荒漠上睡。反过来，牧工们也都特别喜欢并信任他们的大老王，大家在一起生火做饭，一起打闹，休息时趴到他的背上揪他耳朵捉弄他。直到王绍松结婚后，牧工们仍经常到大老王家里，依然是一起这样吃饭，打闹，开各种有趣的玩笑，说好多不着边际的话，好得跟亲兄弟一样。那时焉耆种马场一队也有一个技术员，人很随和，爱开玩笑，但和王绍松比起来，牧工们眼中“我们的大老王”更加没有架子，更加亲切。几十年过去了，原军马场的牧工和那些健在的老同事还经常给银川王绍松老师的家里打电话，问候他们的“大老王”。

王老师的孩子王奕骥回忆，小的时候，他和小伙伴看父亲带领牧工给马拔牙治疗马的牙病。小孩子都害怕马挣扎乱踢，就爬到树杈上往下看，看大人们一起努力把马按倒，用很大的钳子拔马的牙齿，“天哪，竟然有给马拔牙的！”王老师的孩子就是这样在新疆马儿的陪伴下长大的。

1965 年，上海支边青年到新疆焉耆种马场，其中有几个年青人也特别喜欢马，老跟在马群里跟马儿玩，和大老王混熟了，就想考一考他的本领。有一次，他们中有一个叫毛富荣的人，指着很远很远大马群中的几匹马问大老王，这匹马是哪个，多少多少号？那匹马是哪个，多少多少号？王绍松只远远地望了望，就直接告诉他们每匹马是哪个，是多少号，大家根本不信，让毛富荣骑着马远远地赶过去看，竟然和王绍松说的一模一样！毛富荣回来后，一直在上海青年中说：“神嘞！神嘞！大老王可神嘞！”。

王绍松的工作踏实，马场里所有牧工的工作他都会做，并且还都做得很好。他的爱人钱爱珍是上海来的支边青年，65 年刚来时还不认识他，回忆中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67 年左右。她在农二师干真校学习结束后，同领导一起下到连队的一连搞四清，从育种站的分马栏旁路过，看到一个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正手里转着绳索，跟着马群一起转，抛出套圈绳索准确利索地套住了奔跑的马儿，那个人就是王绍松。在配种站旁是博斯腾湖，有芦苇试验站，试验站有个试验员小董，和王绍松住一个宿舍，两个人关系特别好。小董和钱爱珍最初在一个革命组织里，小董觉得她和王绍松很合适，就老说，觉得你和大老王挺好的。一开始，王绍松他们两个人都还很不好意思，后来，大家都加入到这个组织里，慢慢习惯了，就渐渐走在了一起。

在上海知青到达焉耆种马场前，王绍松和同事还出过一次小事故。育种站在打扫卫生时，要将一些垃圾烧掉，他和另外一名技术员老张烧完后把燃尽的火踩灭，用脚踩灭后又用铁锨拍打，大家都看到拍灭了，但不久余灰竟然慢慢复燃了，恰恰这堆灰在饲料房旁，燃烧了饲料不多的一个角。两人的成分都不太好，王绍松当时还因此受到了处分，不成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这被当成一条罪状，说是他和老张故意不踩灭余灰，间接放火，因此吃了很多苦。

王绍松对知识和技术的钻研非常刻苦，但最让人难忘的是他对自己的知识从来不保留，知无不言，尽力帮助需要的人。很多马场的一线员工，都亲聆过王绍松的教导。如果问到了他不知道的问题，他也会回去尽力查找资料，找到问题答案后再告诉人家。

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绍松从育种站被贬到连队，同牧工一起牧马，他却反倒觉得很高兴，因为可以更多地和马儿在一起了。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对焉耆马的培育工作，每天工作结束后回到家里，他独自继续整理焉耆马的资料进行研究。非常幸运的是，王绍松的家在文革期间没有被抄掉，很多资料都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焉耆马育种工作的持续进行。焉耆种马场的很多工作初步有了成绩，焉耆马的培育也进行到了有多个世代已经开始选育的阶段。这其中，包含了他和马场工作人员太多的努力和心血！不过文革时期的混乱，还是对焉耆马的育种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王绍松后期只能在家里靠有限的资料开展工作，没有资料时工作就只能停顿，无法与在育种站工作时的便利相比。数十年后，王绍松在回忆时曾多次很遗憾地讲过：“焉耆马的育种研究那时距离最初的目标已经不太远了，太可惜了！我最遗憾的是，最终都没有做完焉耆马的育种 !”。自他被迫停止焉耆马的育种工作后，焉耆马育种的相关工作就再也没有人继续进行过。

王绍松还很擅长画画，但这在文革期间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文革那一任的马场场长不太管马，大肆卖马，还把马场的土地都种成水稻，到后来，竟然连最基本的育种站和分马栏都保不住了，被水稻田围成了一个小孤岛，焉耆马培育工作受到很大的破坏。王绍松为了焉耆马和时任的场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给马场领导贴大字报、画漫画提意见，指出马场首要任务是加强马匹的育种繁育工作，不能本末倒置。他画的油印漫画惟妙惟肖，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场长唱戏的样子，穿着戏服，戏服上有飘带，每条飘带上都写有字：“我是军转干部”、“我是山东子弟兵”、“我是……”，等等，极富讽刺，惟妙惟肖。在总场场部有一个商店，大大的山墙整整一面都被王绍松画了宣传画，大大的拳头，砸向下面几个小丑，另外还画了好多造反派的漫画，令对方颜面尽失，提起王绍松恨得不得了。

因为这些原因，王绍松在文革时被对方揪了出来，套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农二师师长被批斗时，他也被陪绑在一起批斗。后来他被下放到牛棚，每天要打 600 块的大块土坯，天不亮就出去干活，白天勉强完成工作定量后，人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晚上也不能休息，还要提前踩泥，准备第二天打坯的泥料。他的腰病就是那时候落下的，后来还做了一次手术，好了一些，但仍经常犯，像断了一样直不起来。当“牛鬼蛇神”时不但劳动强度大，还吃不饱饭，和他一起进牛棚的人里有个叫小杨，人很好，造反派把小杨看得不太紧，小杨看到王绍松太可怜了，就总在吃饭时偷偷跑去他上海知青的女朋友那里吃，好把自己省下来的饭票全部拿给王绍松，让他能吃饱饭。

文革结束后，他被组织平反，全部落实了政策，组织上派人当着他的面，将文革期间对他的那些不实污蔑的材料销毁，还了他的清白。上级原本安排王绍松在部队当领导，但他不同意当官，只愿意继续和马在一起，组织上就尊重他的意见，让他重新回育种站，但此时的焉耆马种马场育种站已经满目疮痍了。

王绍松在新疆工作了十多年，除了文革给他身心带来的伤痛外，他的身体在工作中还受过很多伤，一次从马上摔下来，一侧的肩胛骨骨折，几颗牙齿当场摔掉了。后来又有一次摔下来，又摔落了几颗牙齿，后来安的假牙。但他的意志力非常顽强，有一次，他的尾椎附近生疮脓，需要深剜，像深剜烂梨一样剜掉这一块鸡蛋大的腐败组织，王绍松不让打麻醉药，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完成了这次手术，令所有人敬佩不已。

退休后，王绍松老师的眼睛越来越不好，逐渐看不到东西，很多工作计划不得不停滞，无法完成了，这对他的打击特别大。但后果最严重的，还是年轻时遭遇的一场车祸。在焉耆种马场的马群转场时，原本要随马群一起走的他，因为马场的事情耽误了时间，后来和马场的几个人坐上运输粮食和蔬菜的汽车上山追赶马群。狭窄的山路上这车和解放军的汽车迎面相撞，一起同行的人有一个当场就牺牲了。王绍松被送到野战医院抢救，住院期间他回忆：“只记得小蒲和我像麻袋一样被扔到了山谷里，后面的事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的爱人当时正怀着老二，那天早上刚打好早饭，听到同学徐定国跑来告诉她“大老王”昏迷不醒的噩耗后受到刺激，腹中的胎儿也受到了影响，孩子出生后就有隐疾，胆道堵塞，医生诊断是胎儿期母亲受到较大的惊吓引发的，这个孩子也因此不到一岁就不在了。

车祸事故给王绍松脑部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年纪大了以后，他的小脑萎缩，出现了更多的问题，走路困难、走不稳、老撞东西、吞咽困难、说话也出现障碍，这些都和在新疆的这次车祸受伤有很大关系。

王绍松和爱人钱爱珍都是在风华正茂的时候来到的新疆，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边疆的马群草原、戈壁大漠。在与艰苦的自然环境抗争时，在文革蒙冤下放受到打击时，在被迫中断心爱的育马事业时，他们从未低过头，而是相互扶助，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一起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艰苦的岁月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道道伤痕，但丝毫没有影响对育马事业的热爱，为祖国马学奉献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