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古道，茶马之约

人类对一切未知的事物都充满好奇，勇于探索的天性源于我们的灵长类先祖的基因。每日晨曦，当太阳升于东方，先祖们常眺望着天地之际，希望到未曾去过的世界一探究竟 ; 夜幕降临，繁星洒满夜空，先祖们仰望星空，向往着未知的远方。先祖们凭借着惊人的智慧与勇气，翻山越岭走出了非洲大地，他们沿着海岸线一路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迁徙，他们辗转在中亚腹地，穿越无垠的荒漠，远赴无人的冰川地带，最终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生不息。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切保有无穷尽的想象，这促使我们不断探索、发明创造，铁路、飞机、航母、火箭，越快越高越好，欲望促使我们不断突破时间与空间的维度，旨在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迁徙是人类的天性，移动的速度决定了迁徙速度，也影响了文明的发展进程。在 100 年前汽车尚未发明的时候，人类的极限移动速度仅为每小时 65 公里左右，即马最快的奔跑速度，是人类奔跑速度的四倍以上。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人类终于可以骑在马背上驰骋，从此以后哪个民族征服了马，就征服了世界；哪个帝国拥有了马，就拥有了踏平一切的战斗能力。在历代帝王和军事家眼中，马都是至高无上的战略资源，助力了罗马帝国的发祥、十字军的东征，马也是成吉思汗征服欧亚大陆的无二法宝。世界历史上马的地位独占鳌头千余年，在坦克被发明以前从未被取代。人类在马背上创造的文明，对世界格局的震动绝不亚于现代飞行器的发明。

中原缺马，缘因华夏文明的诞生地几乎没有这类物种，马最早也并非由中国人的祖先所驯化。《史记 • 匈奴列传》称：“橐駞、驴、驘”为“匈奴奇畜”。橐駞（骆驼）、驴、驘（骡）均乃匈奴奇畜，并非中原家畜。在汉代以前，马、驴、骡子、骆驼等骑乘工具或是驮畜，对于华夏民族而言简直就是一类稀奇的物种。司马迁将骆驼、驴、骡等称为奇畜，表明当时汉地尚未饲养这些家畜，汉地没有所以称奇。汉武帝也曾为“汗血宝马”兴师动众，执意出兵征讨大宛贰师城（一说为今乌克别克斯坦领土），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因争夺马匹资源而爆发的大规模战争。

驯化，是有史以来物种间协作共生的一个奇迹，是人类占据食物链顶端后的一次创举，也是智人推动文明进程的一种加速器。蒙古马和西方马的驯养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完成的。驯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远没有想象得容易。古人若要驯化马匹，首先需要有大量的野马种群生活在人类栖居地周围，其次需要野马能够在被人类捕获后仍能长时间存活。这样饲养者才有机会挑选其中性格温顺的健壮个体予以培养及繁衍，作为人类长期的食物能量供给或为人类所用。马、狗都属于后者。当古人偶然碰到适合豢养的温和种类或个体时，便会尽量让这些个体得以存活，当个体不断繁殖时，养殖便开始了。最初人类照料饲养动物的目的，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食其奶肉、衣其皮毛，这就必得花时间、花精力去照料他们。看护活生生的猎物，对远古人类来说是件麻烦事。他们并不愿意在这方面耗费劳力，而且对于看管者来说杀死猎物饱餐其肉，是极需克服的原始冲动。的确，人类对肉食的本能需求是豢养动物的主要障碍，若能成功地豢养，便意味着豢养者首先成功地抵制了马上吃掉这些“大餐”的本能冲动。人类在豢养动物的过程中，学会了为长远利益而暂时牺牲当前利益的生存法则，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草原游牧为生的匈奴人较早掌握了豢养马匹的技术，他们在实行较大规模的战争时总会带有大量马匹同行。途中那些年老衰弱的马匹就成为了匈奴行军途中主要的食物来源。突厥人也是食用马肉的民族，马肉是古突厥人主要的肉食来源。阿拉伯史学家记载：“突厥人出征时，如果需要食物就宰自己的一匹公马充饥，如果需要饮料就挤自己一匹母马的奶解渴。”这些最初以马为食的习俗最终成就了马背上的民族。被人类驯化后的马、驴、骡、骆驼以及牦牛等，这些既可骑乘又可驮载的动物，帮助人类突破地域环境的阻隔，穿越人迹罕至的荒漠，翻越高寒缺氧的雪山，也联通了不同发祥地的文明。

然而，善于养马的游牧民族却有着另一种烦恼。中国古代西北地区古老的游牧民族生活在无垠的草原之上，逐水草而迁徙，他们不同于中原的农业文明，这里的民族以游牧为业，狩猎、扎寨、食牛羊肉是他们的生活常态。然而古时气候变化无常，气温每下降一度，植被便向赤道退缩 300 公里。对于中原地区的农民来说，他们可以选择另一片黄土耕耘，播散新的作物，收割新的果实。而对于生活在草原与荒漠边际线的游牧民族来说，植被就是生命的一切，土地里所有的产出便是他们锅中的晚餐。由于自然生态资源的限制，游牧地区无法像中原那般每年丰收水稻和其它作物。游牧的日子每逢遇到自然灾害，牧民便只能饱受饥饿之苦。每年入秋，当粮食无收食物开始匮乏的时候，想到自己有个富硕的中原“邻居”，他们便骑着战马长驱直入，以时速 65 公里的速度在边界扫荡，践踏庄稼，劫掠财产，掳掠人口，将行囊匆匆补满，酒足饭饱之后又浩浩荡荡返回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资源的分布不匀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明显，由抢掠食物资源而引起的战争连年爆发。

中原大地面对这强大马背上的民族不得不尽快施法以对。战争与贸易是平衡资源的两种重要方式。在上古时代，人类更倾向于用简单粗暴的战争掠夺完成一次资源的重新分配。不论是黄帝时期的涿鹿之战，还是鸦片战争、石油之战，战争的核心皆是资源，为土地、为水源、为盐矿，为各种珍贵稀缺资源。随着文明程度逐渐提高，人们不忍看到不断的战争带来的种族灭绝，于是和平的贸易手段成为了战争最好的替代品。华夏先祖们提出以互市的方式进行双方物资交换，用各种游牧民族短缺的粮食物品交换马匹，一是缓解游牧民族的物资匮乏，二是平衡中原的战马实力。

公元 625 年大唐与吐谷浑开通互市。大唐先后与吐蕃、回纥、突厥开展了以丝绸、茶叶交换马匹的互市交易，订立了互市地点，建立各种互市制度并安排专人管理。互市初期中原王朝主要用金银、绢帛交换西域的战马和畜牧业产品，历史上称之为 以丝绸为主的“绢马交易”。中原人用以交易的是对西域人来说可有可无的丝绸，是生活的附属品，而中原人却渴望得到代表国家军事实力的战争武器——战马。在需求不平等的条件下，自然西域人拥有更大的易货定价权。“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不平等”的绢马交易很快给大唐王朝带来了贸易逆差和经济负担，无以负荷。为遏制这样的贸易逆差，大唐王朝逐渐开始由“绢马互市”转为“茶马互市”，贸易主体由可有可无的丝绸演变为“不可一日不食”的茶叶。茶，成为中原可以与西域战马抗衡货币价值的重要物资，从此再也没有从互市的清单中消失。宋朝更是订立了“榷茶博马”的制度，专以茶购买马匹，禁止或限制以其他物资交易马匹。短短几十年里，吐蕃、回纥等地方出现了大量买卖交易茶叶的人，安徽茶、江苏茶、湖南茶、来自中原各地的茶叶都可以在市场中见到。“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唐代的《新唐书》、《封氏闻见录》都纷纷记录了这样的互市盛景。

两个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生活习惯的民族间，能够达成双边贸易并非易事，这取决于双方对所交易物品的普遍需求性，及交易物品的对等价值。中原对马的渴望由来已久，然而从“绢马互市”过度到“茶马互市”，大唐王朝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完美的过度，大幅提高茶叶的市场需求，使之与马匹相抗衡，并很快反转了大唐的贸易逆差？吐蕃、回纥、匈奴、吐谷浑皆不产茶，本无饮茶习惯，苦涩的茶汤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更不了解茶叶的药用功效及茶文化内涵，粮食、丝绸、陶器是他们更想交换的物资。这时出现了一条旖旎的风景线——中国的和亲公主，她们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茶文化推广者。

自汉高祖刘邦用“和亲”化解白登之围，和亲便成为了用和平方式捆绑两个国家发展以及平衡资源分配的最佳方法。之后各朝汉帝们都纷纷效仿，并一直延续到晚唐。“和亲”这样的政治婚姻以和平的方式平缓双方的矛盾，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碰撞交流也由此开始。历代的和亲队伍源源不断地将中原的珍贵茶叶、饮茶习俗、茶文化带入到邻国的王室贵族中。

好食牛羊肉的游牧民族，缺乏蔬菜及必要的维生素，他们发现茶是极好的每日营养补给，同时还能解牛羊肉之腻。饮茶方式传至塞外便“入乡随俗”， 唐朝流行的加入各种食材烹煮的”煮茶”法，即煮茶时放入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的调味方法，到了塞北则演变为加入小米、盐、黄油、风干牛肉、炒米，并融入塞外的草原牛奶，形成了有当地特色融合五味的塞外奶茶。到了吐蕃演变为加入酥油和食盐反复搅拌，制成酥油茶。

茶叶中的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成瘾性，它刺激中枢神经帮助提神，让人精力充沛，还可以促进微循环，加速代谢沉积在肌肉中的乳酸，以缓解一天劳作产生的疲劳感。正常情况下，咖啡因在人体代谢的半衰期为 4-6 小时，随着摄入频率的提高代谢速度也会变快，需求的摄入量也会逐渐增加。长期饮茶或饮用咖啡的人会对这类含有咖啡因成分的饮品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感。提神醒脑的咖啡因、祛病益寿的茶多酚、不可缺少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再加之补充能量的牛奶与黄油，融合成了游牧民族每日必须的“生命之汤”，很快俘获了草原牧民的意志。

自茶传入塞外，游牧民族便终日与茶相伴，经历了百年，饮茶文化逐渐养成，成为游牧民族难以“戒”掉的习惯。“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茶叶成为了西域民族继小麦、水稻、青稞、盐之外，每日最不可或缺的食物。民间商贸中，茶叶也变成了市集上畅销的抢手货。诸多形式的中原饮茶文化、饮茶习俗从那时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边的游牧民族，他们至今保留着以茶祭神、以茶敬客、以茶代礼的习俗，并以献茶作为婚礼、诞辰的重要仪式。这样健康的“瘾品”让邻国再也无法摆脱。与装饰外表的华服衣裳相比，每日皆饮的茶才是邻国人民的生活必需，饮茶不但增强了各民族的健康指数，更延长了当地居民的寿命。茶叶无可替代，茶马互市也成为了长久可以维持的贸易关系。

茶马交易的制度自唐开始，在唐、宋、明三代汉人统治的王朝中始终沿用。茶叶是中原独有的自然与人类智慧的产物，其他地区无法生长出茶叶，但又不能缺少。中原王朝的历代统治者都努力把控着对茶叶的绝对控制权。茶叶逐渐成为了之后千年里中原地区用于换取马及其他重要战略资源的主要物资。茶，如同今天中东的石油，成为了经济的杠杆和政权的保障。不费一金一银，这些山林间种植出的树叶，就可以让他们的邻国趋之若鹜，换来强健的战马，维稳大唐的和平疆土。到了宋代更是形成了系统的茶马交易之法：茶引作为茶叶经营的官方许可，茶马司管理相关贸易实务，茶马法确立各项贸易细则，完善的制度管理着所有对外的茶叶贸易。元代由蒙元帝国统一中原和西北大陆，元帝国不缺马匹，茶马交易演变成以银两及土货交易中原茶叶的贸易，一直到明代又重新恢复，贸易实体实则已经从“马”转变成中原的“茶”。清代以后，随着以马为主力的冷兵器时代谢幕，茶马交易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来到现今，藏区的清晨，伴随第一缕曙光出现在世间的是每家每户屋内传来的此起彼伏、隆隆的打酥油茶的声音。藏民的一天在一碗酥油茶、一碗糌粑中开始。唐朝的“煮茶”法自茶马互市的兴起和繁荣，被带到今天广袤的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加入当地特色食材，流变为当地独具特色的蒙古锅茶、酥油茶、新疆奶茶，之后便从未衰退。随着安史之乱后中原政治中心向南偏移，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逐渐没落，被海上丝路逐渐代替，宋代点茶、明代泡茶再也没有像唐代煮茶法那样深入塞北、西域引起新一次的饮茶文化的大变革。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如今所保留的那些唐代之前煮茶的独特饮茶方式，好似相片被永久定格，为我们当代留下了宝贵的少数民族茶俗遗产。

现代遗存的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另一种以茶易马的民间商贸通道，源于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茶马古道分为三条线路：青藏线（唐蕃古道）、滇藏线和川藏线，是中国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南亚地区间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茶马古道因以茶易马而得名，由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马帮【注】引领，骡马背着中国的茶叶经茶马古道运输到西亚、北亚乃至世界各地。

从茶马古道的地理环境看，以高原山地为主，地势险恶、山路崎岖。西北亚及阿拉伯地区多荒漠和干旱地区，不适宜马匹长距离负重跋涉。云南普洱茶中著名的“七子饼”茶，就是评估了马匹在高原地带长期负重的承受力后，通过精心计算而得出的专为茶马古道这类长距离贸易之路所定制的商品。“七子饼”茶每七片称为一提，每片茶饼重量是 357g。为何标准重量不是 400g 或 350g ？问题的答案就在马的身上。每片饼茶 357g，一提七饼的总重量为 2499g（约等于 2.5kg）。一件茶为 12 提也就是约 30kg，一匹马左右各驮一件，共负重 60kg，这样的重量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的体重。也是马匹翻雪山、过垭口长途跋涉途中的最大负载量。由此沿袭的“七子饼”茶也在茶马古道上约定俗成了百余年，至今保留。

由于茶马古道上路途险恶，地理环境资源限制，马帮往往要出行大半年才得以完成一次茶马交易，期间常会有大量的骡马、马夫从此消失在途中。可即便条件艰苦，也无法阻止一批批马帮出行的脚步。几百年来他们在西南地域留下的民间故事，以及茶马古道上那些被马蹄磨得锃亮发光的青石板路，都见证着当年茶马交易的繁华。茶马交易不仅交流着各国间的茶马物资，更交流着各地区的文化，平衡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战斗力，是两国之间重要的友好纽带。

茶与马，这两个地球上毫不相干的物种在茶马古道中找到交集。在这条古老的贸易之路上，茶叶与马匹作为货物的价值甚至超越了黄金。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本身就具备了货币的属性，并且距离原产地越远价值就越高。茶叶与马匹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不同文明间贸易之路的“拓荒者”，让不同地域间的文明互通成为可能，输送了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科学技术。如果说一片小小的茶叶曾在历史上两次改变世界格局【注】，那么与其价值同等的马则为中国历代王朝维稳疆土、地缘政治、国之大业铸下了不世之功。

雨水冲刷过的青石板上，依稀可见茶马古道时的蹄印，从没有戎马沙场般的豪迈，却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悠悠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