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奥运随感（上）--纪念北京奥运会马术比赛举办一周年

北京奥运会后，在香港沙田奥运马术场址上，一座香港奥林匹克博物馆即将拔地而起。在2008年那个不寻常的年份里，在奥林匹克五环旗下，为了打造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这座秩序井然又充满活力的城市中所充分展示的当代香港精神，以及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奥运故事将会被永远地珍藏在那里，供世人去回味和感悟。本文系中国马术协会副秘书长，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奥组委马术竞赛主任常伟先生在2009年6月北京奥运会马术比赛成功举办一周年之际，撰写的一篇有关北京奥运会的追忆之作。《马术》杂志从本期开始，将分两期刊出，希望带给读者更多关于2008年那个夏天，那段激动人心时光的美好回忆。

在国家体育总局系统里，有亲身参与两届奥运会竞赛组织经历的人为数不多，我有幸算是其中一个。2004年希腊人办奥运会，我被派到雅典实习，在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前前后后四个月时间里，我像影子一样跟在那位雅典马术竞赛主任屁股后面，事无巨细地操办了一届顶级水平的马术比赛，而且是在现代奥运会发源地上办的赛事。在掉了十斤肉脱了三层皮后，我带了两大箱资料，揣着颇大的成就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当时的感觉很是春风得意，觉得这趟辛苦没白下，算的上是在西天取到了真经，摸清了在奥运会中操办有动物参加的另类比赛的门道。

在雅典做足了功课的我，踌躇满志地期待着4年后在家门口带领竞赛团队大显身手，以北京顺义的奥运马术场为舞台，好好地演绎一把现代马术运动的洋为中用。

但是，谁会料到天有不测风云，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并不按人们预计的方向发展。2005年的7月7日，国际奥委会在新加坡召开全会，会上一纸决定，北京奥运会的马术比赛易地在香港举行。顷刻间，在北京奥运会28个大项中，马术一下成了距北京最远的京外赛区，也是唯一的境外赛区，赛事团队也要在香港组建。说句心里话，当时这一大跨度的变动，顿时让老北京们心里打翻了五味瓶，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但是，有道是奥运在即，大局为上，相关者情绪都要急转弯，个人的奥运轨迹也要迅速做出调整。

那还是2006年的春节刚过不久，国家体育总局点兵点将，北京奥运会28个大项的竞赛主任，男女老少清一色的“Made inChina”，齐刷刷地到北四环中路奥运大厦报了到。也就是从那时起，马术的竞赛主任就有别于其他的27位，开始频繁地拉着行李箱在首都机场出境入境，穿梭飞行于北京和香港之间。像走马灯一样在北京奥运大厦、香港中银大厦37层的奥马公司、沙田和双鱼河奥运场地之间打转。到奥运会结束，我进出香港几十次，累计在香港工作了450天。

在香港工作就如同到了国外，也会遇到语言问题。要说起在香港开会时用的工作语言，那是件挺有意思的事。“奥组委就是组织开会的委员会”，这是北京奥运大厦里人们对奥组委功能的一种调侃说法，香港成立的奥运会马术赛事公司同北京奥组委以及其它项目团队一样，开会多是一大特点，各种大会小会可以从早开到晚，公司会议室永远要提前预订。公司就像一部结构复杂的机器在不断的磨合中向前运行，状态渐入佳境。

由于在香港出席会议的人员成分复杂，会议开始前，主持人往往需要首先确定—下会议要使用的语言。在当地有一条多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有一个“鬼佬”或“鬼妹”（外籍男女）出席，会上大家就都讲英文。由于香港办奥运会的队伍俨然是支“国际纵队”，因而使用英文开会的比例也就最大。谈到香港同事的英文水平，那真是算得上得天独厚，一个赛着一个得牛。

会议如果没有老外或者是那类只会讲英文的港人出席，就会使用广东话。由于我这个北京人的出现，情况又变得有些复杂了。刚到香港的那阵，同事们为了表示对“北京特派员”的尊重，在不使用英文的那类会议上，主持人会提议使用普通话。香港同胞近年来学普通话蔚然成风，不少人都很想秀一把普通话，曾做过政府公务员的同事，水平更是略胜一筹。不过，没多久，我就总觉得有些别扭，为了现场的一个北方佬让大多数人颇费口舌，实在过意不去，而且交流效果也差强人意。于是我开始强烈要求会议使用广东话。这样做可以一举两得，既可提高沟通效率，也可尽快拉近与香港同事距离。随之而来，恶补广东话就成了我的项硬任务。

对北京人来说，学说广东话的难度实际上绝不亚于学英文，特别是掌握广东话的发音谈何容易，其难度甚至要略高于学英文。英文发音的元音与普通话十分近似，北方人很占便宜。而普通话和广东话在舌头、口腔和鼻腔的运用上却有很大差别，普通话为四个音调，人家广东话有9个音调。为了办好奥运会，也只能知难而进了。

经过一个阶段的折腾，我悟出来点心得体会。本人认为，北京人学广东话要首先解决立场感情问题，要先摆正自己的位置，从过往傲立北京皇城根，视广东话为“鸟语”的俯视角度转变为一种仰视角度，抱着一种尊崇的态度对待这种在当今世界上有上亿人口使用的语言。实际上广东话的历史比只有400年历史的普通话要悠久许多，据考证，明朝以前我们祖先使用过的语言中有大量正宗古代汉语的成分。眼下一些北方人视其为鸟语，实在是一种盲目自大的表现。举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就说那唐诗宋词，如果要用广东话来念就顺畅而韵调优雅，如同吟唱。而用普通话来念就有些硬涩，显得相形见绌了。其实这其中的奥秘很简单，当年唐宋的诗人、词人在吟唱诗词时用的不是普通话，而是古汉语含量极高的广东话。

立场态度问题解决了，学习的效果也就大不样了，我的广东话水平很快地完成了从“唔（不）识听唔识讲”跨越到“识听唔识讲”阶段，再把一支脚踏上了“麻麻地（凑合了）”的台阶，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也加快了与港人打成一片的速度，从而大受裨益。

其实在日常交流中，同事间经常需要三种语言齐上阵，以达到快速沟通的目的，好在语言本来就是交流工具。勿庸置疑，奥运会后，香港团队中的每个人在使用母语外其它两种语言的能力都大有长进，同时也有更多的本地同事具备了角逐香港普通话大赛的实力。

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谈到筹备奥运会期间的吃饭问题，同是奥运团队，拿香港与内地相比较，真有点“一国两制”的味道。在北京奥组委和其它内地团队均设有员工餐厅提供供餐服务，伙食普遍不错，北京奥运大厦餐厅更是以花色品种丰富收费低廉著称，颇受到北京出差的香港同事羡慕。在香港这边，奥马公司沿袭了本土各类公司的普遍做法，公司不为员工提供供餐服务，在赛前很长一个时期，吃饭问题都要自己解决。每天到了饭点，同其它公司白领、蓝领们一样，大家摩肩接踵涌上街头，大小饭馆食肆一时间人满为患。午饭后没有午休时间，到下午开工的时间，我会经常套用老北京的那句经典的问候语“吃了吗？”，问候同事“食咗午餐？”。

我先后住过香港不同地段的大小酒店旅馆十几家，也就有了机会吃遍了驻地和公司附近的街道。说到餐标，当然要在国家赴港奥出差的补助标准内打点自己的伙食，因此光顾最多的还是街头快餐店和街头小食摊，点的最多的就是各种盖浇饭、拼菜饭和云吞面。而在吃遍大街小巷的同时也提供给我观察了解香港市井生活和普通市民喜怒哀乐的机会。